“在春天，野蛮而悲伤的海子/就剩下一个，最后一个……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”这是安徽籍诗人海子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几句诗，写完这首题为《春天，十个海子》的作品后，最后的海子就枯竭在了1989年的春天。以诗中充满生命的挣扎、焦灼、向往和太阳般疯狂燃烧的诗人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后，那大海般奔腾的激情未能在乍暖还寒的亚细亚大陆浇灌出“野花一片”，而作为其诗歌主题语象之一的“麦地”却被大面积地摹写、翻耕。一时间，整个诗坛的每个旮旯都泛射出麦子虚假的光芒。

    海子的麦地是对土根性的呼唤、歌咏，是生命和爱的最后栖息之地，是灵魂在物质世界之上的凌空高蹈。而那一阵子茂盛在纸上的远离辛劳、空洞、贫血的麦地诗歌，被西安诗人伊沙讽喻为“麦粒是为女人迸溅的泪滴；麦芒就像贴在腮帮子上的猪鬃”。而后面对无病呻吟、缺乏创新和艺术精神又不能给心灵以食粮的诗人们，伊沙吼道“以阳光和雨水的名义，我呼吁/饿死你们，饿死诗人。”是的，以劳动、以良知的名义饿死自以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他们。并且，还应该审视一下，包括一些文学写作者其虚假、浮躁、急功近利的嘴脸已是何等的丑陋。

    一些自诩为作家的人远离生活，无视现实的矛盾、疾苦，整天一脸无是无非的“闲人”表情，以通讯、报道的方式生编一个故事，制造一个车间或乡野人物往报刊一塞，而美其名曰“小说”。

    一些人以口水、大白话的方式，弄几节无难度无深度、无爱无恨无生命气息的分行文字，然后宣称：啊！后现代主义诗歌。

    读上几本通俗读物，弄上一篇带有书、书桌、书橱的“美文”死乞白赖地往晚报旮旯上一站，好像就是一位以书为伍的儒者，是一位超凡脱俗的品位中人。殊不知，那种以书作为标签、道具的媚雅、炫耀，真的是一种附庸风雅的街妇之俗；那种“人生秀”，说句假话，令人恶心，说句实话，实在令人恶心。

    作为诗作者，我不敢靠近有着几十年哗众取宠、投机取巧、装疯卖傻的当代文学群体。虽然你时时可以听到他们对文学旦旦的宣言、誓言和随时愿为写作“殉身”的豪言壮语，但是，为什么几家诗刊因无订户而夭折了呢？为什么具有世界声誉的昌耀只印了1000册的《命运之书》就只能束之高阁，在贫病交加中自杀身亡了呢？为了一点蝇头小利，以文人的机巧讨好、谄媚、勾心斗角的又是谁？

    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精神产业，要想有效益和利润，也是需要投资的，而其原始积累的过程，我认为就是读、买相当数量的书籍，包括带有思潮性的文艺期刊。然而，当诗歌刊物飘零，昌耀喋血青海的时候，那浩浩荡荡的作者队伍又在哪里？

    初夏，当我来到一家书店的降价柜时，我又一次认清了他们的面目。

    在大多是文字垃圾的书堆中，赫然入目的竟是《海子的诗》，这是诗人去世10余年后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较为完善的优秀选本。面世时，我曾买过一本，出于对海子的热爱，出于对诗的尊重，出于对他生活在偏僻山村更加贫困的双亲的同情。虽然一本书的钱对于海子的命运、诗歌的命运都无济于事，对于他的家庭也是杯水车薪，但我们毕竟做了，那样心灵才能获得安宁。未曾想，在一个号称诗的国度里，在诗歌流派纷呈的所谓霞光四射的世纪之初，一部极其优秀的诗集，竟像插草待沽的弃儿，卑微地蹲在经济时代的一角，暗暗颤抖或喁喁啜泣。我想当一个时代的诗人受到冷漠与歧视的时候，这个时代的感情一定遇到了危机，那是极其危险的。

    面对封面上海子赤子般天真、灿烂、真诚的笑容，我羞愧得真想掩面而去，但我又感到回荡在空中的笑是那么自信、诡异而又充满嘲讽。

    我不禁又想起了他在生前的一个故事。

    那是80年代的一个冬天，不谙世事的诗人来到昌平的一家小酒馆，由于囊空如洗就对老板说：“你给我酒喝，我朗诵诗给你听。”“我可以给你酒喝，但请你不要在这里念诗。”海子啊，与那些用文学的金粉镀身、用文学为名利抛砖引玉的人相比，那个为生计忧虑的小老板是值得尊重的。他没让诗人太尴尬并以最基本的良知给了你些微的温暖与尊严，而成群结队向名利冲锋陷阵的文学作者们，只能接受你的爱，在你的麦地里撒欢，围观你痛苦地挣扎和悲壮地死亡，却不能买你的诗集，因为那钱得留着买礼品、摆酒宴或者去发廊在小姐纤纤玉手的引导下“体验生活”。

    付过半价的钱，仓皇地逃出书店，面对熟悉、参差如海浪的诗句，一滴苦涩的泪怆然滴在海子书写的海里，我感到，那泪比盐还咸。